芦苇的博客

3号，哲学问题：

八大处附近一座不知名的山峰上，近峰顶地方，碰到几个中年人，其中一个红脸膛男人和一个秃顶男人正在争执，秃顶男人不想前进了。

“走吧，上去，都爬到这儿了，不上去不可惜了。”

“不上了，说不上就不上了，累得气儿都喘不过来。”

“没事儿，顶多一百米，就差这一点儿，爬山就是这，每次都差一点，永远都上不去。”

“我为什么要上去啊！我不想上去！”

“既然来了就上到顶呗，要不你下次来还是上不去。”

“上不去就上不去，我上去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你回头想起来，说离山顶还不到一百米了硬是没上去，多遗憾，说不定再也不来这了。”

“不来就不来，上去了又怎么样？”

队里的其他人笑听一阵后开始攀爬，红脸膛男人也抬脚往上走了，秃顶男人只好跟上。

4号，地域偏见

晚上住在青龙背，晚饭前与店主人和另一个投宿的游客聊了回天，首先是他们查户口，告诉他们我老家是河南的。

“河南”，主人看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不过终于还是说了，“风气不大好，是吧？”

那个客人也附和说是，现在好像河南人名声不好。主人讲了一件事，说是他去山东聊城市听说的。

一个聊城人丢了辆摩托，一年多了没有音讯，已经不再抱希望了。去河南亲戚家吃酒席——主人没说是什么酒席，总之亲戚家很热闹了。山东人不经意间发现一辆摩托酷似自己的，细一看果然是自己的，这么肯定是因为连车牌照都没换。山东人嚷嚷起来，起初那骑摩托的不承认，后来可能是闹到要报警的程度了，摩托的现主人大度的说：算了算了，你说是你得你就骑走呗！

听他们谈论，我偶尔插插话，主要说明了两层意思。一，河南人名声不好主要是因为外出的人太多了，林子大了，鸟的品种也多嘛；二，讲到河南本地民风，难说比其他地方好但也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差，彼此彼此吧，然后讲了几句北京人的恶心事，只差直接说出我的意思了：这对一口京腔的主人和客人竟然没有理解首善之区的含义——这座大城连带它的周边才真正是污秽的渊薮、病毒制造中心呵！

因为小鬼们临时叛变，本次自虐为孤家寡人，所以没敢穿小道，只丈量了公路。

5月4号，从东直门坐大巴到云蒙山森林公园，离开公园前摩肩接踵的人群独自前进，过后山铺、七道沟、梧桐豪，离开噪杂的国道，上琉辛路。

在一个弯口与风共享午餐后继续往深山进发，一小时左右至东峪，再至龙潭涧，山愈来高大、险峻，沟谷愈来愈幽深，人烟愈来愈少，东峪以后，直至黄土梁，沿线没有村庄，只在所谓的千尺珍珠瀑附近高崖下有一个大院子，看样子像是接纳游客的旅馆。

东峪一带有些游客在观景，此外一路上没有见到行人，时尔有汽车从身边漠然驶过。沿线所说话语如下：

近东峪村时，向两个护林人打听路：四合堂还有多远？我预计赶到那里或者贾峪投宿。“四合堂还远着呢，25里吧，你今天赶不到了，找地儿住下吧。”后来发现他所言不虚。

东峪村边的那个什么风景区，路边几个市民在休息，以为我是来这里玩的，其中两位妇女热心地给我指点：你看从前边有条小路下去，咦，那路呢，怎么找不到了？从那儿可以直接下去，不用买门票！

忘记了是在第几个隧道和第几个隧道之间，一辆红色小汽车迎面而来，老远看见一个人头伸出车窗外，本以为人家是在看风景呢，但马上意识到他是在冲我挥手，车近身边看清楚了是一个金发的白人小伙子，他在向我微笑，擦肩而过的那一刻他用有些古怪的语调说“你好！”，我回以微笑和“你好”，颇受鼓励。

六点多钟又穿过一个隧道，发现脚下有个村子，大喜，下来后发现这地方叫黄土梁，屋舍破旧，院落狭小，不像接待游客的样子，只好继续走了，还好很快眼前出现一个看样子很现代化的村子，看样子文明在这里不再仅仅是经过，而是落脚了。住下后我明白，它在这里简直是扎根了，根深得有点过分。不只一处地方有人在唱卡拉OK，那是患病的城里人来这里继续患病并散布病毒。村口有一家白河宾馆，宾馆门前一个大大的方形垃圾桶，臭气熏天。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村街上三五成群走着来这里消闲的城里人，看样子这里魅力十足。

村子叫青龙背，属四合堂乡。

我向路口揽客的大嫂打听路，她告诉我下一个村子在30里之外，虽然将信将疑，但因为有了两个多小时不见村庄的经历，只好信其有了，快7点了，于是与她谈妥价钱住下。第二天早上8点出发，不久就到了一个叫二平台的村子。这山里大嫂，谎撒得也忒大了点。

从青龙背出发至黑龙潭，山愈来愈缓，车愈来愈多，黑龙潭和青菁岭之间小汽车大汽车摆起了一字长蛇阵。可恶又可怜的城里人！

二道河隧道附近公路损坏严重，路面只有石子儿了，路边石头狼藉，看样子是发生了一次山体滑落事故。路面清理了，却没有恢复原状，也许是因为那上面山石开裂得还是很厉害，观望一阵再说吧？

从黑龙潭到西湾子，熟路了，景色普通，好在车比黑龙潭附近少多了。两点半到达西湾子，稍事休息与晓卫等再爬长城，走到了上次因为悬崖阻隔没到的那座烽火台，5点下来，本次自虐结束。

词用得不对，今天坐车返回才是真正的自虐，晕的昏天黑地，现在还没复原。

得知帮助兰考人民卖大米的活动告一段落，据说我们志愿者的表现是各校志愿者中最好的，相信没错。

善后事宜恐怕也担当得个“最”字，最适合做教义的标本。

志愿者很辛苦，但组织方既然出于公益之心，就只能给志愿者报销一下来往的公交车费，却不能管餐费。我们这里负责志愿者组织的彩霞、刘姝觉得志愿者太辛苦，承诺给他们解决一部分餐费。例会上，激烈争执之后，这个提议被提交表决，也就是集体否决。彩霞、刘姝等几个负责志愿者工作、本身也是志愿者的人觉得对不住志愿者们，自己掏腰包凑钱分给了志愿者们。

听说这事后既痛且恼，昨天忍不住去例会上说出来，很伤了几个人，所以一些更重的话就没有出口。一些人为某种原则偏执冷酷，另一些人为道义精神不堪重负——于自己一手营造的荒谬世界，这群追求公义的青年先锋竟浑然无觉。

想起另一场与钱相关的事情。04年“同在蓝天下”活动之后，联欢会负责人也是觉得志愿者们太辛苦，从余下的经费中拿出几百块请大家吃了一顿。这当然是违背我们一贯作风的行为，但有比这严重得多的问题。在那一年的老会员欢送会上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欢送会变成了批判会，负责同学被大加挞伐，哭泣着坚持听完批判，而且我的印象中她几乎没有做什么辩解。那时我才得知她原来只读大二，而不是我一直误以为的读研。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就这种表现已经很让人敬佩。因为年轻人爱热闹的天性、因为对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一项艰巨任务的感激，可能也因为自己主持完成一项重大活动的兴奋（活动经费也是她从一家公益组织争取来的），再加上一些志愿者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要求（“干完后请大家吃饭啊！”），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容易的，这个错误不应该成为那个会上批评的兴奋剂，有妥善得多的解决方式。最主要的，原来当时社团执委中有几人也接到了邀请，且有人知道要从剩余经费抽出饭费的事情，可是竟没一个人去阻拦，其中部分人却在这个会上如梦初醒似的加入批判的行列！

我与阿泉走到一个高坡下面，我意识到这是樊湾地露河边的那条凹沟，上面是种满绿豆、花生的河湾地。我有些惊讶本矮矮的土坡怎么变得这么高崇陡峭。那上面有阳光映照下的绿意摇曳，我们开始往上爬。马上就到顶了，一股腐臭的气息扑入鼻孔，我停下来，抬头看头上。黄褐色的粪便痕迹，还有别的垃圾，正上方是，左边也是，右边还是。真恶心，快到顶了，这里却是大便垃圾挡路。我发现这不是樊湾地的那个小土坡了，是一个陌生的高岗，岩石的。既然这里拉满粪便，倒满垃圾，那上面恐怕是个村庄或者小镇，总之是个人烟聚集的地方。我想下去，可是阿泉已经冲上去了，然后又好像不是阿泉了，是另外一个人，很高兴的样子，喊我上去。你一跳就上来了，忍一下就过去了，他说。看着这堆污秽，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冲过去。我记起从大路下来有一条路与这个土坡相连，就让他先走走，在那等我，我转过去。

我面前出现一条泥泞不堪的红色土路，伸到一座黑压压的森林中去。这是那条路吗，能走过去吗？我惊慌而焦急，向谁询问。是，这是当年阿玛宗人进军的路线，她们能走过去，你怎么不能，一个声音在灰白色的空气中响起来。空气中出现一只手，只给我看路边的一个标牌。标牌上画的是一个眼睛、尖喙凶猛的白头鹰。这是阿玛宗人的徽标，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说……

似乎是搬家，或者发水被迫撤离，或者是离职将离开。我翻柜子、箱子，很高兴发现自己藏有很多书——这是见到自己旧物时常有的那种喜悦。

现代社会跟古代社会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时间消费。古代人的时间大半花在床上，现代人还不能说已经根本改造了这个传统，但是离这一天不远了：我们已经消灭了这个传统的根基。现代人的时间消费跟现代人的发型、衣服一样五花八门。除了睡觉，另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出行。

出远门，于古代人似乎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常常是离家游子和亲朋好友难舍难分，相伴着走了一程又一程，直走到十里长亭，双方才挥泪而别，还要一方频频挥泪回首，一方让目光和爱伴亲人背影一起走。久而久之，送行成了中国人民生活中一道隆重的仪式，一件全民族的民俗瑰宝。今天呢，今天很多人出远门简直就像串门，不对，比串门更容易：在城市里想找一个喜欢你去串门的主比买一张车票机票难多了。

现代人的乘车旅行并不限于出远门，市内生活同样是天天离不了车啊，乘车是现代生活的常规内容。在北京，一天其它鸡零狗碎事情的需要除外，只早晚上下班在铁盒子里焖上两三个小时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为了白天跟养鸡场的母鸡一样占据一格并努力下蛋，人们一早一晚就像被驱赶的鱼一样游进，或者干脆说是像饼干、果仁一样被一股脑塞进五颜六色的包装盒里，你挤我我挤你， 苦撑苦捱。在这狭小的、氧气稀薄的地方，多数人多数时候处于休眠状态，或者是麻木状态，睁着眼睛，却没有意识，也没有感觉，一片空白与混沌。不过偏偏还有一类神经极其活跃的人，此时此地仍是不安生。前两天我就碰到了两个。

地铁上，我拉着手环，在推推嚷嚷中勉强站稳脚跟。面前座位上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她旁边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在读报纸。她读的内容被遮住了，我看不见，翻开的另一版上有一行大大的标题：西伯利亚风，吹黄东北亚。这个标题显然吸引了二十来岁女人的眼球——难怪，地上沙尘正凶呢。二十来岁女人很感概或很激动或很有共鸣，总之她伸出手，手指直触到报纸上的墨字上去，一边侧过脸看另一个女人，热切地示意对方去看。对方也正扭过脸看她，不过是圆睁双眼，吃惊而嫌恶地瞪着她。我本以为两个人认识，见此情景才明白两人互不相识。二十岁女人手缩回去了，四十岁女人的眼睛却还在继续抗议。然后她把报纸立起来，好让邻座看不见，继续读报，一边用眼角仍带有嫌恶的余光警惕地扫向二十岁的女人。

二十岁女人的注意力却早转移了，或者是尴尬之下的尽力掩饰，她一会突然欠起身子，问这是哪一站了，“哦，安定门，才到安定门”——她自己回答；一会儿她又无比烦躁的晃动身子：“闷死了，一点都不透气！”总之一路未停，她那个不幸邻居的脸上也就始终写着嫌恶和恼怒，年轻女子扭动身子碰到她时这份折磨就更加显著。假如不是水泄不通的车厢里一个座位实在太宝贵，她肯定会愤然起立甩下轻蔑傲然走开的。

这个地铁上的慈禧今天注定要一路沾惹毛毛虫。建国门她也下车，车停稳前她回头以同样嫌恶叱责的目光瞪了我一次，因为车厢摇晃间我手里的塑料袋袋碰了她的腿。

我在这里换车，随着人流走到1号线的站台，刚站稳，赫然发现四十岁女人的苦瓜脸和黑大衣竟然就在旁边，我大吃一惊，拎起我装着赫尔岑的沉重袋子赶紧继续往前走。

有什么办法，谁让这该死的西伯利亚风，吹黄了东北亚。

我俯视着堰埂，堰埂被水冲出一道道沟纹，白花花晃眼，有的地方崩塌了。露出里面血红色的内瓤。

看到这幕景象时我应当是俯身空中缓缓飞行——实际上梦中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什么姿势什么动作，醒来，回望这些画面，我才想到我自己那时身在何处。我在飞，以便环顾左右，因为画面不停变换。开始是黑黝黝的水面，在我的正下方，两边白剌剌的堰埂，这是从堰头开始往樊湾地去的方向。可我似乎一下子又掉头并且右转向东了，因为眼前又一下子呈现出刘小寨对面的那段堰埂。

“瞧这堰埂都塌了，恁陡，没一点儿坡了，人都站不住，也不长草了，俺们小时候还老来这儿放牛呢。”

一个声音这样说。这时候我是在堰埂上走，往樊湾地的方向。旁边是老见，是我在跟他说话。水里长着过分茂密的东西，一切都荒废了，我看着狭窄丑陋的大堰，觉得陌生而惆怅——这是前年回樊湾地时的感觉，竟然弥漫了梦境，而且更加清晰。

接下来的一块碎片我拼不出发生的可能地点了。老见撕了一张什么门票之类花花绿绿的东西，我的。我不好责怪他，可是有些生气，一直惦记着该怎么处理——似乎那张已经用过的门票很重要，需要报销或者什么的。似乎突然心里一亮：可以再去买一张。于是我就跟老见说——当时我似乎正在跟他说话：真后悔，该再去买一张了。但是不久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不行，只能是11号的。我突然后悔得要命，想到自己不该跟老见说，或许他去买了呢？我那样说是无心的，不是想让他赔我啊，而且买了也无用，可是怎么就那么跟他说呢？

回到樊湾地，在小院里，老见来看我，我们聊天，我们又一次站到了堰埂边上，看到我们两个坐在堰那边，牛在坡上吃草。突然那些麻烦都烟消云散了，我突然想抱住这个童年的玩伴……他在我家住，跟我睡一张床上，我还沉浸在时光重现的悲喜交集中，可是天蒙蒙亮了，我一翻身，他早已不在。朦朦胧胧的院子，妈的声音——她已经在忙碌：

他早上爬起来各就走了寒呢。

前一段一起阅卷时，一个老师说他曾经在网上搜自己的名字，看到一个学生在博客上骂他布置的作业简直BT，他不懂BT什么意思，但知道不是什么好话了，就询问资深网民，终于懂了。不过令他高兴的是，其他几个学生提到自己时都是赞誉之辞。

网络时代真是前所未有的满足着人的荣誉感和成功感，满足着人需要确定自己没有被抛弃在人群之外的意识，满足着人需要从别人那里找到认同或否定的冲动。搜索自己的名字，这真是一种快捷之极的确认自己位置的方法。

这种冲动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名字的流布不转化成责任感，转变为对个人行为的重新审视，则它未必就不会变成香烟——毒性虽弱，却也是愈陷愈深——至少不会有任何助益。

我的名字也游荡到这个深渊中，其中几条都是由那倒霉的第一本书带进来的。

它是去年面世的——在躺了近8年之后，我几乎已经记不起来它是什么样子了。本来以为已经不可能出了，却突然在去年年初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说马上就出版，然后果真在3月份出来了——不到90天，跟2920天比起来，真的是马上了。

样书我却在秋季才看到。翻了两页我的脸有些发烧——好生硬啊！简直像是那个邯郸学步的，最终不会走路了。

第一本书应该说是空虚的产物。97年译的，那时我刚回国，有些无所事事，正好侯老师主编一套名人传记丛书，我们去看他时就问能不能让我们译一本，侯老师说行呵，你们先翻一段我看看，没问题的话就签合同。于是开始了，我翻译，Anna输入，年终搞定，又改了一遍，侯老师看过后说基本还行，指出了几个技术性错误，出版社催着交稿，匆匆又过了一遍后就交了。

说来搞笑，那时他们真是急三火四的催。

这期间我已经忙碌起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跟苏浙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打交道，很快就把这回事儿给抛到九霄云外了——只有在春节去看侯老师时才会再次记起它来。

来北京后几度记起它。填表格时想到这可以算作一项成果了，也想过拿来再修改加工加工，不过一转念，没准压根儿就出不了呢，又不是老喜欢的东西，费那劲干嘛。

去年十一，正在走八大处—香山这条线路，收到杨杰一条短信：在图书馆，突然发现你翻的书，感觉好亲切。

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后果——书出了就会有人看的，不管多少。

但愿她仅仅是感觉亲切，并没有借阅，否则定会大失所望，我这个形象定会一落千丈，大概也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后来又到网上查了查，这里竟然也有叫卖的。

第一本书是个洗不净的污点。如果这竟然是开始，那可真是个糟糕透顶的开始。

周六接到一个电话，听到了一个意外之极的声音。

邹姨打来的，她外甥女考对外汉语的研究生，今年成绩不好，想让帮助找一个业内人士帮助指点一下专业课。说完之后她突然说，你稍等一下……

她说出是谁想跟我说两句话之后，我有一阵没反应过来，惊讶、意外……

话筒里已经传来了“喂”的问候声，一个人面如春光地向我问候——我几乎已经看到他面如春光，虽然他的五官还是一团模糊。当年他的声音就是这样清朗，欢快，我记得很清楚。

“我是……你还记得我吗？”与邹姨不同，他现在用普通话。span lang="EN-US" style="COLOR: black; mso-bidi-font-size: 10.5pt">

“记得，当然记得……你还好吧？”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虽然我不但想跟这个人说话，而且也突然想能见到他更好。我几乎从没指望会再见到他，他几乎是在这个世界之外存在的。他告诉我他现在在九华山，问我知不知道。

“知道，”我笑了，“在安徽吧？”

我们又说了一些话，就像是多年的老友。说到旅游，我说哪一天我徒步走到九华的话就去找你，他把自己在寺里的电话给了我，告诉了我他的法号。我问了一个傻问题，或者说用了一个傻傻的词。

“你现在还经常出去……云游吗？”

“有时还出去。”他告诉我他也喜欢旅游。

总之我们聊得像是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友，告别前我说你什么时候来看你姐姐的话一定要跟我联系呵。

我用“一定”，因为这不是临别的客套话，而是——我真的很想见他。

我们只有数面之缘。他姐姐是我高中同学，也是少年时的好友，我去他们家玩过几次，见过他几面。因为差了几岁，再加上我当时很封闭的，我们当然没有真正交往。我记得我们之间有两次具体的事情。一次，他给我画了一幅速写像，被他姐姐斥为肆意丑化，我倒是比在镜子中更清晰地看到了自身。另一次，是我大学毕业那年暑假吧，去看他姐姐，她不在，他留我等等，正好他要跟几个同学一起去城郊的水库去游泳，拉我一起去了。我跟在他们身后往对岸游，到中间我觉得有些体力不支——那时我身体虚弱，游泳技术更成问题——就独自返回，最后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在头没入水中的一刹那间我大声呼救，被岸边几个小伙子救了上去。他应该不知道我两世为人的惊险一幕，我没有对他讲起过，不过或许他姐姐后来跟他讲了。

后来就多年没见过他，只间断听到他的消息，他先去了浙江美院附中，后来就在浙美读大学，再后来，好多年过去了，我飘荡多年后飘到北京，他姐姐告诉我，他出家了。

我或许永远都不可能了解他的精神世界，纵然我慢慢的会将他的经历碎片连成完整的线索，我只记得记忆中有一个健康、开朗、孜孜学画的少年。现在，他的声音突然给我打开了尘封的过去之门，一个久远的世界豁然重现，一种莫名的渴望和惆怅一起冲击着我，我热烈的希望着什么，似乎是希望见到每一个我怀抱好感的人……

这么多年我认识了很多很多人，但其中多数人都如云烟般飘来了，又飘散了，我浑然不觉，再见后或许还会认识，但不见时也想不起来，还跟很多人在一个圈子里相处很久，见面时或许不会不愉快，但不见却决不会更不愉快——总之，浑然无觉。而现在我却如此强烈地想见这个人，这个我只有数面之缘、对话或许不超过十句、从小喜欢画画、现在遁入空门的、这个我少年时朋友的弟弟。

01年我来到北京，进入师大，对师大的第一印象有两个：一是娇小而杂乱，是围墙和栅栏多。

前者应该是后者成就的效果。校园内没有一幢气势恢宏的建筑，生活几天以后我确认，这里也没有一幢有些个性因而让人眼前一亮的建筑。最要命的是整个校园酷似近年来小城镇大跃进运动的成果，所有房屋都像是为了应付某一个迫切的需要匆匆搭建的，大大小小、高高矮矮，你推我攘，凌乱、拥挤的不成体统；白色的、暗灰色的、银灰色的、褐色的、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还有我简直不知是什么颜色的，总之每一个都理直气壮地站在它的位置上，驳杂得就像那些永远无法协调、都在拼命争取资源和地位的的院系、专业。在这塞满房屋的地方，一道道围墙和栅栏进一步分割空间，学校的重要机构通过围墙宣示自己的地位或威严：校办和党委、团委、财务处、保卫处、后勤，等等，这些器官都通过那个叫门的唯一通道与学校发生关系，所以门永远是我们最奥妙与必备的学问之一。服务设施也要通过围墙宣示权利，图书馆后面有一块空地，曾被一圈围栏牢牢圈定，那是所谓的苗圃，园中之园：闲杂人等无权涉足；一座操场有高高的栅栏，又建了一座操场有同样高高的栅栏，活生生两座斗兽场；两座女生宿舍楼用围墙箍在了一起——为了女同胞的安全，一座男生宿舍楼也用栅栏划圈留门——因为男同胞的不安全；两座留学生公寓各有势力范围，京师大厦干脆硬生生隔出去了——因为那已经是地道的产业；另一个奇观是校中之校：威名赫赫的幼儿园，小学，花朵们挤破头钻进这双重围墙中吸收据说是全国最优秀的养分，可苦了担负着或者将要担负起施肥重任的校园居民，那份拥堵与嘈杂，看在祖国未来的份上不说了吧；最让人心惊肉跳的是从东门开始散布在整个家属区的那些白色网状围栏，这些非典时期的遗物也许正合我们的嗜墙癖，一旦树立就永久取得了合法地位，或者就是谁睿智的战略防线——虽说非典暂时没有卷土重来，这不又出现禽流感了吗！

对北京逐渐熟悉起来之后，对师大的墙也就不那么耿耿于怀了，也终于明白，北京最有资格做中国的首都，理由之一，就是传统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之一：墙，在这里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传统建筑的两座丰碑：长城和故宫都在这里，它们最显著的特色和最精髓的内涵在北京表面上已经失去传统风格的现代建筑中得到了最忠实的继承和发扬。

如果说长城这堵巨大的墙代表了中国对异域的因而也是对新世界的态度，那么故宫宫墙则代表了中国人处理本民族内部关系的固有准则。我们关于墙文化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前者，我们还很少注意到墙文化固有两极中的后者，虽然在今天，后者就其规模和程度而言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

很早就注意到了香山上那道醒目的高墙，遥望之下我以为是长城，心想原来离城区那么近就有长城。后来到香山公园玩，才明白原来它只是公园割据势力范围的一圈石墙。虽说在长度、厚度、高度上它作长城的重孙都不配，我还是惊叹不已，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垒在山脊上的墙。当你大汗淋漓地爬上香炉峰顶的时候，你就会对墙的修筑更加感慨。后来，我与人不止一次穿越八大处——香山这条线路，也就是是绕着围墙走过不止一圈，每一次我都会想象建造它的难度，因而也就让我对它愈加厌恶。

北京近郊美其名曰风景区的地方，其显著的标志正是这些长长短短的围墙，穿越过北京近郊的驴族恐怕都有幸与重重关卡亲密接触过，这种把大山撕裂，把大地的波浪变成死物的东西，是我们所谓风景的必备品。

关于这些围墙的必要性，会有很多堂皇之辞，比如保护文物，比如保护游客安全，但它们层出不穷的根本动力只是金钱，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的强盗习气。旅游业不仅要靠旅游服务，更要靠垒墙筑寨，占山打劫。

不过比起当今方兴未艾的全新型的圈地运动，这些公园风景区之流就小巫见大巫了。寒假与阿泉又作了一次小小的徒步旅行，这一次我们从南口出发，第一天去了虎峪。在山间小路上我们遇到一对衣衫褴褛、打柴归家的中年夫妻，向他们打听去虎峪的路。他们说的话不好懂，我不厌其烦的重复询问后终于明白了少许，意思是往前走，在一个围墙前往右拐，后面再怎么拐看样子是永远听不明白了，有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却听懂了：“门锁上了，进不去”。

山路的尽头果然有一堵红砖墙，从山脚下一直向前方的开阔地延伸出去，正对着山路有一个又低又窄的铁栅栏门，上面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我们从门看进去，一条林荫道，两边是高大的油松，阴暗、幽深，还有几座墓碑，更加冷气森森。也许是个公园、或者公墓？打柴人也许误以为我们是要进去玩吧？我们沿着墙往前走，有些地方的砖被掏空或被重物捶击过，龇牙咧嘴的很是凄惨。墙上有园主刷的石灰标语：严厉打击破坏围墙者！

足足有1公里长的围墙终于转向，我们发现面前出现两座小山丘，一条很宽的路直愣愣地通到其中较大的那座小山顶上。在山顶站定之后，我明白自己刚才误解了打柴人的话。围墙从山脚圈起一个硕大无比的院子，院子的那边就是一片别墅和村舍，估计就是虎峪了，如果没有这个院子，本来是可以沿着山脚一条直线过去的，估计至少少走三分之二的路，打柴人是遗憾我们必须绕远的意思。这个院子应该刚圈起来不久，远远看去，那个现代化的大门很新，里面几乎还没有房屋，靠近我们刚刚离开、现在与我们遥遥相对的大山的地方是树林，大部分则分明是田地，个别地里还有收获后残存的玉米秆。这里将建什么？工厂？度假村？别墅群？还是现代化的农家风情园，就像皇帝们曾在圆明园中搞的那种？总之它是大山和乡村异质的插入物与吞噬者。这座院子和村庄之间是一片成型的别墅，别墅风格各异，每一栋都有自己独立的小院子，从山顶看去，横七竖八，比那些灰陶陶的农舍更加丑陋。出入这些小院落的路都还没有硬化过，是白花花的土路，与那些代表着富贵的小洋楼摆在一起很是扎眼，看样子现代化在这里的圈地运动刚刚起步。

可是墙已经围起来了，怪物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

几天前看到一个新闻，通州区丁庄村一个村民的443棵桃树被人腰斩。据说他的果园已经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修路地征用，只是补偿条件还没谈拢。不知道这批不幸的桃树是否与它们的许多同类一样，这次也是被发展和富裕给直接荼毒了。但无论如何，它们和它们的主人都得做出牺牲，经济技术开发吗，要修路，要圈墙，至于补偿，识相的就乖乖的拿点恩赐，老老实实在谋出路，不识相的，断子绝孙也是有的，何况几棵烂树！

这就是墙文化的另一极和它的现代发展，这不是长城，长城是有首有尾的防御工事，这是宫墙，是尺寸有限然而封闭的怪兽之躯体，现在它们正在神州大地上疯狂的克隆，一口吞掉土地之后，这些不会魇足的怪兽于是盘踞下来，饕餮并复制自身。

于是会到处都刻满怪兽们的法律：严厉打击破坏围墙者！

所以我们，我们这些为围墙所苦、为围墙所阻的人们，我们要把我们的法律写到孩子们的心灵中：

严厉打击乱建围墙者！

过了一个忙乱、嘈杂的春节，有三个小孩来家里，如何能清静得了。Qing 是最让人头疼的，这个只读初中的孩子整日都在抱怨无聊——据我看他已经染上了网瘾，可是在这里上网被限制，当然是坐卧不安。据说每天早晨他天不亮就起来，开电脑倒腾，然后等我们快起床了再回去睡觉。据我观察，他上网主要做两件事：游戏及上qq聊天。聊天的对象主要是同学，有男有女。据说他在学校有几个铁哥们——开学后传来消息，其中一个被开除了。有一个也是同市的，周末、假日两人形影不离，鬼知道都在干什么，只知道有一次他问他妈要钱，没给，一怒之下把手机扔了（也是那个糊涂的妈给买的），被人拾去盗打了八百多块；还有一次他趁他妈不在，开走了她家的摩托带着同学去兜风，然后就在同学家住了，他妈回来找不到摩托了，慌忙四处打电话问谁骑了，后来猜到是他骑了更加惊慌，问他爷爷奶奶这孩子可能会去哪里，还好爷爷奶奶细心，留有他那些同学的电话。学校中有三个女孩给他写情书，两个已经被开除了（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另一个上学期在宿舍跟室友打架，他知道后去打那胆敢太岁头上动土、欺负向他示过爱意的mm的女生，老师叫了家长去才把事情摆平。这个女生开学后也被开除了。家里大人看到了一封女生给他的情书，开头是：老公，你好！信中谈论的是班上男男女女恩怨情仇之事。

似乎他交的朋友都是问题少年，而学校对待这些学生的法宝就是处分、开除。据说他也差点被开除了。

来的时候他头发染成了绿色，因为害怕姑姑说当晚洗掉了。他喜欢谈论的话题，一是歌星与流行歌（他的mp3通宵不关，他说不听音乐睡不着觉，睡着了当然也就不关了，有一天夜里我写东西两点才睡，那个隔音效果奇差的耳机中还在传出呜哩哇啦的歌声，我把电源关了，结果第二天早晨被他痛斥，因为那东西正在充电！），一是游戏，一是学校及周边少年的江湖。

小超没有这些问题，但他同样上不沾天，下不着地，飘飘忽忽不知所以。他还没有网瘾，可是电视瘾奇大，而且估计没少看，因为电视上播的所有连续剧他都知道，他给我们讲剧中各个人物的命运，讲剧中种种情节及结局，可惜有一次们偶尔谈到地理时，他连湖北和安徽的省会都不知道——那可是我们的邻省呵。

ge是被家长抠得最紧的，而且我觉得是太紧了，超过了一个小学生应该承受的强度。她突出的毛病是依赖性太强，事事都喊妈妈，还好这次她爸爸妈妈都来了，否则非被她整晕不可。

小超是由一个叫张勇的同乡带来的。张勇说他在北京做装潢，现在一般都不回家过年，而是让孩子来北京过年。他带了一大群孩子，除了他和他哥哥家的几个孩子，还有小超的同学王丹。小超与他同学王丹初七一起回去的，去车站送他时见到了王丹的父亲。他们夫妻两个来北京十三年了，而且十三年一次都没有回过老家，这让我有些吃惊，如此决绝或许是因为赌着一口气吧。这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开始时打工，现在与爱人一起做小生意。他们只王丹一个孩子，王丹多年来都是住亲戚家、住校，而寒暑假都来北京跟父母一起。我熟悉的人中间，夫妻双双出国把孩子自幼撇下的例子不止一个，可是王丹这孩子的父母是在国内啊，十三年，一家三口都采取这种奇怪的方式相聚。如果说父母在北京没有立住脚那也罢了，可是我从男人的衣着以及自信的脸上看出来不是这样，十三年没回老家一次的事实也证明了什么，他们的生活或许不能算富足，但足以在北京立脚了。我知道原因是什么，我自己先说了出来：

“如果高考不是划省招生，孩子就可以跟你们在一块过了。”

“唉！”男人叹了口气，“在这儿上学，那大学就别指望了。”

也许这种逆向的春节人流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伟大的教育事业一项意外的光辉成就。